巴甫洛夫说过，是狗把人领进了人群。这句话的意思不需要琢磨，回忆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国家的文丛已经很多了吧，现在又有一个“飞鸟文丛”，我猜测这只五翅“飞鸟”（因为它有五本书）是想把人领回八十年代。尽管许多事在九十年代发生了，对于这些著作者而言，八十年代成了一些无法回避的命运碎片，它们在构成对九十年代的伤害这个意义上，随时可以成为锐器，谋杀青春以及那个理想主义的自我。当然，青春往往和堕落相伴，有时堕落于知识或诗歌，有时堕落于爱或执着，好在它是易逝的。
所以，现在就得回忆。
因为一九九八年夏天，我看见中国无可挽回地消失在后现代里。
文丛的几位先生，在这个无色恐怖降临之前，适时地为自己找到了巢穴，巢穴的名字叫做“现代性”，他们有理由把自己当作“飞鸟”并嘟囔一句泰戈尔：思想掠过我的心上，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／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。这个时候，就只剩下回忆。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时刻，“现代”已经可以化作“现代性”了1987年，我终于完成了安置灵魂的工作（田松，《血液与土壤》），仿佛经历了一场命运的决斗（颜玉强，《海上人事》，这个“海”指的居然是“自由”），我说我发现了天堂，它如蛋黄，被裹在原籍和故乡之间（丁宗皓，《阳光照耀七奶》）。
我是说，这些从前的诗人用回忆将八十年代安顿在一九九八年前中国的“现代性”之中了，这种做法不仅恰当，可能还是狡猾的，爱好清洁的老虎总是把自己的粪便掩埋起来。我们爱读书的猎人现在只能竖起耳朵，倾听文字森林中一群老虎的鼾声，的确，从一九九八年开始，中国的读书人最终都会发现，阅读现代汉语的经历和“与虎谋皮”没有什么分别，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一些时间，直到后现代的无色恐怖给我们带来地道的无意义、语言和文字的内部交换以及中国的泛美国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。所以，“飞鸟文丛”的气味是从八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、自我偏执狂以及终极关怀等众多现代性堆积的坟墓蔓延过来的，我们有过相似经历的一代人将从中得到益处，至少我们可免去从坟墓中爬出的力气，坐在九十年代的白炽灯下，对着某些辛酸的、偶尔露出诡谲一笑的文字，把自己的回忆搭进去（这也是为中国的泛美国化做出一点贡献），就像搭乘一辆驶回青春与现代的灰狗巴士。
但文字终究是美妙的。
他们令我感动，不是因为博大，而是因为他们在伸出文字之手时，抓到的东西，不仅仅有那些永恒的未婚女子，还有“土”、“血液”、“人事”和“灵”。这是我所喜爱的偷窥者的文字，即将接近无意义和那个无情地藏于大美身后的未来。
“我的目光终于落在人群身上。
我去了大西北。见到了土。和河流上的人说了话。
回来我结了婚。”
丁宗皓由此砍掉了时间，却找到了历史。“蹲，一个最紧张的姿势，而农人在其中寻到了一份自由，这份自由属于他们。他们的生回旋于其中。”（《阳光照耀七奶》）我不知道有谁将中国的乡土搞得比这本书更加冷艳。
《海上人事》是颜玉强用汉语写就的英国经典散文，快要接近《瘾君子自白》那种智慧的平静。《梦幻般的日子——和平里札记》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，它令我再次惭愧和羡慕，并迫使我们接受：一次即使半途而废的现代都市爱情仍然可以用来赞美过去的苦难。
田松的《血液与土壤》则引诱我们饱尝形而上的苦闷，偶尔享受一些神秘颤栗的快乐，“黄河流出源头的时候，没有一滴水珠知道它要在东面入海。”田松热爱探讨智慧的秘密，生命只能变为符号，被文字之刀层层剥离，递给我们赏析。
总之，我必须承认，这些语言和思的方式都令我激动不已。对于一九九八年以后的中国和汉语来说，这些语言和思的方式则要更加通过艰难的回忆才能获得，也许从此不见了。
